如果在广州的一些文物展中，细看某些陶俑，可能会发现，有些并不像中国人形象，甚至会有“鬼佬”形象，这个不必惊讶，在那个年代的广州，国际化程度或许并不亚于当下。
是的，那一类像“鬼佬”形象的陶俑，很多时候会有个专业名词，叫“胡人俑”，但也有些不这么叫，但形象却是来自域外。
日前，“东方的起点——宁波与西安：海陆丝绸之路跨时空对话”在宁波举办，展品中，有一件来自广州的藏品十分惹人注目，这是一件具有明显的古西亚人种特征的“西汉后期陶托灯俑”，由此可实证西汉中期至东汉后期岭南地区与海外的文化交流。几乎同期，在广州南汉二陵博物馆的“砥砺奋进 再续华章：新时代广州考古发现与文物保护利用成果展”中，也展出了两件类似的西汉陶俑座灯。
新快报收藏周刊记者走访发现，原来在广州早已出土两汉及唐代的多件这类型陶俑，它们的形象异于汉人，有男有女，姿势或坐或跪，多为裸体，深目高鼻，厚唇腮胡，或有胸毛，手托或头顶灯盘。
广州博物馆副馆长曾玲玲接受采访时表示，“广州汉墓出土数量较多的胡人形象俑座灯，反映两千多年前已有不少域外人士经海路抵达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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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前
已有不少域外人士经海路抵达广州
陶俑的存在，跟古代厚葬之风密切相关。在多个朝代都盛行厚葬，以陶、木、金属塑像殉葬成了当时的习俗，因而形成了中国古代雕塑艺术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门类——俑。
上述在宁波展出的“西汉后期陶托灯俑”（现藏广州博物馆），1955年于大元岗出土。这是一件灰白色硬陶，整个器形是一个屈膝席地而坐的裸体男子左手高托灯盘的形象。人形灯在汉代各地出土文物中并不少见，但类似广东出土的这种形象造型却是少见的，因为，这个人物形象特征被研究者认为属于西亚或东非的人种，为当时广州达官富人家当奴仆。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类胡人俑在广州汉墓中出现，也可以作为自汉武帝以后，广州地区与南亚诸国海外贸易日益频繁的反映。曾玲玲表示：“广州汉墓出土数量较多的胡人形象俑座灯，反映两千多年前已有不少域外人士经海路抵达广州。”
相似的情况，在1999年的广州先烈南路大宝岗也有发现，那时出土了一件西汉陶俑座灯（现藏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2001年，在广州的下塘西路狮带岗M6也出土有汉陶胡人俑座灯，此俑圆眼高鼻，嘴斜张；用刻画线纹显出浓眉和络腮胡；双足斜交于前，作盘坐状，头顶托一细柄灯盘，左手持灯，右手残。
2006年，在广州农林上路一横路工地M6的一座东汉墓中，再次出土了一件托灯胡人俑。这是一件男性胡人俑，曲膝坐地，右腿竖曲，左腿横曲，仅腰部系一围布蔽体；圆眼高鼻，下颏尖长，舌头外伸；络腮胡须，头发束于脑后再折向前高翘；右手上举灯盘，左手按在左膝上方。俑的整体姿态比较舒展自然，五官清晰，四肢分明，总体制作比较精致。
值得注意的是，这件托灯胡人俑的腰部系有一张略呈倒梯形的布片，勉强遮住下体。这是两广地区的托灯胡人俑中首次发现，其它托灯胡人俑只有极少数在颈部以下刻画线纹的方式表示衣服。这件陶托灯俑为探讨汉代岭南地区胡人俑的形象特别是衣着面貌提供了重要材料。
需要一提的是，胡人俑座灯是岭南地区西汉中期至东汉墓葬出土的一种具有地域特色的模型明器，目前在广东广州、佛山，广西梧州、合浦等地出土托灯胡人俑约30件，总体上制作比较精致，俑的整体姿态比较舒展自然。
资料显示，在广州汉墓中出土的胡人俑的类型还有侍俑、劳作俑、武士俑、托灯俑、镇墓俑、抱婴幼儿俑等。在汉代，这类胡人处在社会下层，身份地位低微，本身就为服侍主人的日常生活及生产活动而存在。基于“灵魂不灭”的观念影响下，他们的主人制作这些俑放置于墓葬中，象征墓主人死后如生前般被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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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在广州设立“蕃坊”
有蕃长，办蕃学，讲蕃语
除了两汉之外，唐宋时期也因应海路贸易的兴盛，每年都有许多外国商船抵达广州进行贸易，有不少外国人在贸易季节过后仍居留在广州经商，其中以波斯、大食等国的阿拉伯商人为主。这样的对外交流，似乎在出土的唐代胡人俑里能说明一二。
广州博物馆还藏有两件唐代胡人俑，这对胡人俑面貌和服饰均带有明显的西域胡人特征，深目高鼻，1976年出土于白云山农场双燕岗管理区长腰岭唐墓。这对胡人俑展现了当时来华的外国人形象。两件俑的人物外貌和衣着都各不相同，其中一件戴着尖帽，双手捧着花瓶，另一件俑的人物正作整理衣着状，而且服饰较为特别，上身穿着裹袖夹克、束腰，下身则穿着宽腿裤，头戴圆帽，一副典型的胡人形象。
曾玲玲介绍，唐代的胡人俑具有唐代来广州贸易的大食、波斯人外貌、服饰特征，与史书记载这一时期通过“广州通海夷道”抵达广州的阿拉伯国家商人是吻合的。由于海外贸易兴盛，唐开元年间，中央政府率先在广州派驻市舶使，专辖海外贸易；宋代在广州首设“市舶司”，推动了港城的持续繁荣。鉴于频繁的商舶和人员往来，宋代朝廷在广州城西专门设立“蕃坊”，坊内有蕃长，办蕃学，讲蕃语。经过长时间的人员杂居、蕃汉通婚，中外文化逐渐交融。广州成为一个中外客商云集、文化多元融合的东方大港，被誉为“天子南库”。
曾玲玲表示：“汉唐胡人形象的人俑，是历史上曾经活跃在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众多商贾的缩影，他们大部分在史书上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两千多年的海路贸易为广州留下了诸多历史遗存，孕育了厚重的海洋文明。追溯这些遗迹遗物与史事，可以感知先民们在推动海上文明交流中所付出的热忱和贡献，以及开放、包容、和平、互鉴的海丝文化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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琶洲塔赤岗塔均有“高浮雕托塔西方力士”
实际上，收藏周刊记者走访发现，除了出土的陶俑中有外国人形象之外，在古代遗存的建筑中，也有西方人形象的雕塑艺术。完成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的海珠区琶洲塔，其八角形塔基座中，就均嵌有“高浮雕托塔西方力士”；类似的托塔力士也可见于竣工在明天启年间（1621-1627年）的广州赤岗塔，其塔基八角也均嵌有托塔力士高浮雕像，雕像同样是西方人形象，而且动态十足。这都是明代广东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
通过史料可知，早在宋代，琶洲塔所在的琵琶洲（简称“琶洲”）已成为海外船只到达广州的停泊地。明清时期，伴随海外贸易的繁荣，黄埔港快速兴起。琶洲塔因与黄埔港空间位置相连，外国人便称之为黄埔塔，被当作商船驶入黄埔港的航标，进而与莲花塔、赤岗塔一同被誉为“珠江三塔”，成为南海区域海洋贸易序列上重要的节点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史迹。
■新快报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广州市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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